香港紮鐵工潮持續，勞方堅持加薪減工時訴求，資方稱加薪幅度太高只會讓承建商倒閉。工潮顯示癥結在深層次結構性問題；沿用多年的建造業「價低者得」的投標制度和承建商層層分判的制度應當檢討。

香港紮鐵工人（鋼筋工）罷工及示威，至八月二十二日截稿前已進入第十五天，香港逾六十個建築工地已進入停工及半停工狀態。持續的罷工、集會引起廣泛關注，多個勞工團體和部分泛民主派議員、學生組織加入聲援，變成一場大型的民間運動。

工人繼續爭取把八百港元（約一百零二美元）的日薪調高到九百五十港元，並把工時定為八小時。工潮又蔓延至澳門，同業呼籲在澳門工作的香港紮鐵工人加入。在香港職工會聯盟（職工盟）秘書長李卓人領導下，每天動員罷工工人到還有人工作的工地呼籲工人放下工作，加入罷工行列。

目前集結在多個地點的罷工工人約五百人，每天有不同民間組織及泛民主派議員加入聲援，職工盟已成立「罷工基金」，籌得八萬元協助工人長期抗爭。香港建築工人一般只顧自己，甚少依靠工會力量。這次工潮能堅持十多天，為香港工運歷史寫下新的一頁。

可惜的是，單單在談判桌上爭取九百五十港元和八小時工作，並不能改變工人沒有穩定收入和沒有社會保障的問題。

從事建造業管理二十多年的戴珍妮一直支持工運，她是七十年代香港民間運動的活躍分子，在過去二十年，她和工人與商會談判過無數次，問題最後只是如煮方便麵，只顧目前沒顧及長遠。

令問題永遠不能解決的，一是建造業的結構性問題；二是勞工並不團結、沒有工會代表，提出的薪酬建議對承建商和工人自身都沒有約束力；三是香港的工會很少出現能統領全局的領袖人物，每次爭取福利都由個別人帶動，例如這一次紮鐵工潮，先是屬於工聯會的紮鐵職工會與資方談判無果，繼而是由屬於職工盟的工會發動工潮；然而，全港共約六千名鋼筋工，究竟加入工會的有多少人？工聯會屬下的紮鐵職工會主席陸君毅表示這不能公開；而屬於職工盟的另一個工會，真正加入的工友又有多少？

工人不齊心難爭權益

其實有沒有工會，香港的建造業工人日薪也一樣的出現問題。戴珍妮說﹕「我代表公司，年年和不同建造工會談判，但結果是原地踏步。」戴珍妮說，最高的談判紀錄是和混凝土工會連續談判十次。最後以為達成協議，但到工程展開時，不少工人就來找她，表示不屬於混凝土工會，這個日薪不算數。戴珍妮說，工人以外，亦常有不同工會及商會表示日薪無效，因為他們不是那個和你協議的商會和工會。她說：「工人不齊心，平日只顧開工，有事才找工會。若大部分工人都加入工會，就有力量爭取自己的福利。」

香港紮鐵工潮正出現一些人向左走、一些人向右走的局面。支持紮鐵職工會的工人，反對用激烈的手段爭取權益，不加入罷工行動；而認為紮鐵職工會太軟弱的工人，據李卓人表示，是工人主動找「職工盟」出頭；然而，還有那大批繼續開工的紮鐵工人，又作何打算呢？部分工人認為工潮沒有用，因為香港工會並沒有集體談判權、沒有叫價權，不如英國建築工人都會加入工會、工資由工會決定。

市場機制工會無力量

工人如一盤散沙，與香港建造業的結構性問題不無關係。戴珍妮和資深建築工程師鍾伯榮異口同聲表示，有些結構性問題是歷史造成的，不易解決；有些則是香港的自由市場問題，無法令工人像歐洲那樣有安穩的收入和保障。例如工人無權決定一星期開工五天，星期六、日放假陪家人。戴珍妮說，建造業本身特點是工人排隊等工序，你可能這星期開工三天，第四天就倒混凝土，要一星期後才回來紮鐵。鍾伯榮說，年輕有力的工人可以同時跟數個判頭，開足工，中年不夠氣力的，就越來越少人找他開工。

紮鐵工潮在香港鬧得滿城風雨，商會至今仍未返回談判桌；而政府表示高度關注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和勞工處正在斡旋，希望雙方縮窄分歧。然而，紮鐵商會表示，若落實九百五十元日薪，將會令部分承建商倒閉。

雖然承建商總被一些人以「陰謀論」認為是謀取暴利，但戴珍妮和鍾伯榮說，部分承建商確實沒法生存下去。問題不單是「判上判」的「價低者得」機制，舊標價也有問題。「正在施工的工程是舊落標價，沒法追回；只有在新投標的合同上才可報價九百五十元」。鍾伯榮慶幸他們承建的工地剛進行圍板拆樓工序，距離紮鐵還有一段日子。但也正是這種舊的落標法，造成了目前工人沒有固定收入的命運。

在歐美，工會決定了工人的工資，投標價包括的開支及利潤無論如何浮動，工人的薪金仍不會改變。但在香港，招標價以「價低者得」，尤以政府工程為甚，大判頭再把專業工種二判，到紮鐵工一般已是三判，而三判再分為工人工資及連工包料，戴珍妮說，最低價錢判回來的工程，再二判三判，甚至四判，那又怎能控制紮鐵工人的日薪呢？然而，這也不單日薪被壓，工程公司也被壓。戴珍妮曾在一間老牌英國打樁公司工作多年，在「價低者得」的競爭中，該公司總是排第八第九，經常投不到生意。「因為我們注重質量和用料，我們有些工程判出去，有些工程自己請工人，我們的工人是朝八晚五，五時後就補發加班費，與市面上的二判三判勞工朝八晚六不同」，但這樣注重員工福利的公司，卻在競爭洪流中被趕出局，最後倒閉。

這種沿用多年的「判上判」傳統，近年蔓延至不少勞工行業，包括一般清潔工、廁所清潔工及速遞員等，三判判出來的工資通常是四千港元月薪，比長工減少二三千元，讓一個工人每月僅夠交租糊口。

建造業結構性的問題若不改善，工人只能長期當散工，無固定收入，無生活保障。紮鐵工潮的抗爭，是否也是時候檢討「價低者得」機制和判上判的勞工制度呢？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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